2017年10月3日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他在贺信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强调，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以建校80周年为新的起点，围绕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939年10月4日

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发刊词还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篇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4年10月4日

毛泽东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讲话说：党中央对于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批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988年10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施密特时指出：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实践证明行不通。霸权主义伸出的手不能不收回了。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

2013年10月4日

习近平在出席中马经济合作高峰论坛时指出，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我们也看到，亚洲国家依然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亚洲国家面临多重挑战。本地区国家更应聚焦发展，发扬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共同维护亚洲长期稳定发展。他指出，中马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利在两国，惠及地区。我这次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描绘了更加美好的蓝图。

他就加强两国合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扩大双边贸易，力争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二是促进相互投资，继续支持钦州和关丹产业园区建设，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六大发展走廊等项目。三是拓展金融合作，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规避金融风险。四是深化农业渔业合作，继续加强在天然橡胶种植和加工、农业机械贸易、渔业捕捞、深水养殖等领域合作。五是携手推进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共赢的合作环境，促进共同发展。

1928年10月5日

毛泽东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决议案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决议案指出：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之间持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是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条件。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决议案还阐明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6年10月5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信中指出：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对此，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些都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1988年10月5日

邓小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谈到中国的发展规划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先沿海后内地是我们的发展规划，但原材料很多在内地，不在沿海，这样就会出现沿海和内地的种种矛盾。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

1958年10月6日

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的观点，以反对美国“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图谋。文告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本月二十五日，他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文告指出：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此后，他还于十一月起草了准备以彭德怀名义发表的《三告台湾同胞书》稿。文告指出：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这三篇文告分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其中第三篇文告当时没有发表。

1984年10月6日

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阐述了中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差错，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这篇谈话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49年10月7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党组举行的党员大会上讲话，阐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讲话指出：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而共产党员只是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

1975年10月7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等时，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指出：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在谈到核战争和常规战争问题时指出：现在人们有一个概念，说什么叫战略武器，好像只有核武器是战略武器。我们看这个概念不一定准确。如果是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战略武器了。恐怕常规武器也是属于战略武器的范围。所以，不但要着眼于核战争，还要看到可能打常规武器的战争。我们对欧洲的团结、欧洲的强大是采取积极态度的。欧洲本身的团结、欧洲本身的强大，不单对苏联是一种制约力量，而且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需要欧洲本身的团结。所以，我们积极评价你们通过公民投票留在了共同市场。西欧还需要在联合的道路上前进，这当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但看来必须走这一条路。

1977年10月7日

邓小平在会见以日本退役陆军将领三冈健次郎为团长的日本三冈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对战争的态度，首先是反对，我们希望战争晚一点来。第二是不怕。早打不怕，大打也不怕，就是使用现有的装备打也不怕。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装备更好些，那就更不怕了。最重要的是使人民都知道，要加强战备，人民要有精神准备。对战争有了准备，就有可能延缓战争。还指出：能否实现国防现代化，决定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上不去，科学技术上不去，国防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现在我们在努力抓工业，抓科学技术，抓教育。我们相信可以比较快地见效。我们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谁晓得那时是什么面貌。科学进步很快，发展很快。现在人民群众、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只要方向正确，又有具体的有效措施，就有希望。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在谈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我们对朝鲜、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中国人民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从历史的长期的眼光来看问题。

2013年10月7日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看法。他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

他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展示勇气和决心，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

他就此提出3点建议。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携手推动亚太共同发展。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推动形成亚太地区政策协调、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发展格局。第二，客观判断形势，沉着应对挑战，全力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我们要防范风险叠加造成亚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同时要看到，亚太地区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的共同愿望没有改变，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趋势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和潜力没有改变。我们有理由对亚太发展前景保持信心。第三，着眼长远，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为亚太持久发展注入更大动力。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形成新的增长产业群。

1945年10月8日

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演说。演说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系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2000年10月8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加快，各国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新世纪之初，我们能不能搞得快一点，国内外都很关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在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时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都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从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和体制环境等方面看，我们也完全有条件实现较快发展。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加快发展壮大自己。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08年10月8日

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总结抗震救灾工作，进一步阐述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他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指出：抗震救灾斗争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强大发展活力，人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人民军队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显著政治优势，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永远坚持。

2014年10月8日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关于这次活动的一系列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活动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备，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他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8点要求。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六是严明党的纪律，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1985年10月9日

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阐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它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2016年10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他指出，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虽然我国网络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保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他强调，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完善网络治理体系。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改革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机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攻坚战略，推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他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他强调，要理直气壮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明确宣示我们的主张。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不懂互联网、不善于运用互联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积极谋划、推动、引导互联网发展。要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把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1937年10月10日

毛泽东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39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7年10月10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训令颁布的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个训令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8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通知指出：会议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是有充分可能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通知还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