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华

景物变化，星辰移位，我时常记起父亲的春天。

那时我家的院子已经破旧，但在我的印象中仍然不失格调。房舍高耸，院落幽深，两棵走过冬天的红枣树并肩而立，枝丫虬曲。彼时，微风吹来，在它们摇曳的身影里已能看到青绿的冲动。站上我家北房的台阶高处，就能摸到它变软的树枝，这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春天已在走来的路上。

在年迈父亲的概念里，春天蕴藏着无限生机，春天是生命律动的时节。我父亲的炕头，放着《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修养》《历书》和一些线装书。一般是在南墙根下的雪融化到一丁点的时候，父亲便开启了春天的生活模式。早晨他敞开门窗，让明亮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灌满屋子，然后洒扫庭院。一切收拾妥当，太阳已高过我家的东屋房顶，温暖的阳光正好照到父亲住的西屋里，这时他戴上黑边正椭圆的花镜，坐在炕沿上开始读书。父亲读书时神情凝重，但并不影响他对我的随时说教，我问话、说话，父亲都是应对自如，或是纠正我言行的差错。那天，一对燕子飞来飞去，我也兴奋地追逐着它们，满院子乱跑，父亲说：“燕子不落穷人家，燕子也是益鸟，不要惊扰它们。”听了父亲的话，我不动声色地从粮囤里抓来一把谷子撒在地上，以引诱和喂食燕子，心想，这该得到父亲的夸奖了。谁知，父亲放下书，摘下眼镜，哈哈一笑，说：“儿子！燕子不吃落地的，麻雀不吃喘气的。就是说燕子不吃粮食，麻雀不吃虫子。”我脸生窘态，记住了父亲的话。

当时，生活条件低下，口粮紧缺，养猪的饲料更是让人发愁，为了给猪打食，春天刚一解冻，父亲就背着筐，带上铁锹，去白菜地里刨菜根，回来后洗净上锅煮熟，然后剁碎给猪吃。这样的做法，在大力发展养猪业的形势下，应该是父亲的一大发现。以至于在我长大后，一提到《菜根谭》，就想起父亲挖白菜根的年月，虽然这风马牛不相及。

父亲哥四个，我猜测，如果不是爷爷奶奶和他在北京、包头、呼和浩特三个哥哥的意思，父亲也一定进了城。但现实中没有如果，父亲终究成了庄稼人，在继承祖辈家产的同时，务农为生。父亲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他精耕细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过着“大囤满，小囤流”的富裕生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子斗转直下，但父亲热爱生活，从不服输，他始终认为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有好生活。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看到过父亲的奖状。上学以后，我才知道那上面的字是：“奖给，党的好儿子吕化南。”很遗憾，我没能保存下那个奖状，也没记住父亲是因为什么事迹获颁以及哪一级政府颁发的。

父亲一辈子说事干事，尊重农时。春天刚一露头，他就把家中的农具搜集在一起，锄头松动了他卸下来，或是重新砍削一下木把，或是在木把上裹一层打湿的棉布，然后揳紧钉好；锄头磨损严重了，他拿到铁匠铺让人重新铺一下钢，回头又是一把新锄头；水桶漏了，父亲找来沥青，融化后涂抹在筲底；背筐坏了，他找来麻绳穿缀好。约摸十多天的时间，父亲把手使的农具全部修理一遍，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当院的西墙根下，太阳照射过来，折射的投影光亮而倔强，让人体味到生活的原汁原味。

读书和顾及家务的间隙，父亲会倒背着手走向田间地头，看村口家禽们觅食的样子，看路边泛青的杨柳，看沟坡处冒青的野菜，看天空翱翔的雄鹰。父亲神情饱满，但也是轻手轻脚。他怕惊扰了正在走近的春讯息，他怕践踏了正在萌生的新绿。春天正是家畜缺食的季节，父亲却不提倡我和姐姐过早地去掐野菜，他说那些野菜刚长出新叶，等它们再长大些。

又是一个初春，父亲的精气神已大不如从前，面对疯长的我他已表现得随和甚至遵从，这在他谨小慎微的言行中我能意识到。那天父亲见我在家，就从箱柜中拿出来两部带着函套、别着骨别的线装书，说：“乃华，这两部书你保管着吧！将来或许有用。”从父亲手中接过书的瞬间，我心底咯噔一下，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既找不到要说的话，也露不出应有的表情，冥冥之中有一种悲伤的痛。再后来，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不能下炕。时间进入暮春，天气加快了回暖的脚步，已经昏迷了几天的父亲，突然清醒，呼力地对大姐说：“开——开窗——户。”然后他把脸转向窗外，又说：“春——天来了，——暖风里——都——有了麦苗——油菜花的——味道，——这这窗前的枣树——也发芽了——春天——真好！”父亲说到这，“啊！”了一声，示意我们把他扶起，待他坐起之后，用深情地目光把全家人看了一遍，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那是1977年的春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父亲一生珍重生命，热爱春天，他把春天看作希望的起点，他把春天当作生命的驿站。父亲为我留下的那两部书是《钦定史记》和《中国古代画稿》，在书的扉页上，父亲写着：“伸手等待，寸步难行；自力更生，一日千里。”这不是警世名言却是父亲的最后一次叮咛，从父亲对春天的爱恋中，我领略了父亲坚强、刚毅、积极、向上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