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漆裕元

1975年5月，亲人送别刚离世的漆裕元

文/梅西

漆裕元，1908年出生于高安市筠阳镇杭桥漆村，192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1年毕业。中学时代，他积极参加声援“五卅”反帝示威游行。“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南京参加了爱国学生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斗争。

漆裕元先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位爱国教育家，是江西民主同盟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起，受鲁迅革命文化的熏陶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他心仪共产主义学说。为追求真理，追求和平民主，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他置个人荣辱安危而不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勇敢地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充分展现了一位民主斗士赤胆忠心献革命的高风亮节。

创办书社秘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宣传抗日，漆裕元放弃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毅然回乡执教，无论是在南昌心远中学、宜春中学还是在吉安国立十三中学，他都宣传马列主义，团结进步人士对敌斗争，并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南昌创办了江西大众文化社，向南昌和周边城市经销《新华日报》，出版《大众周刊》等进步书刊，进行抗日文化宣传，使南昌成为全省进步人士的聚集地。

这一年下半年，陈毅将军曾带领新四军下山来到南昌，住在月宫饭店。漆裕元特地来到饭店找他，主要谈的是打游击战和宣传抗日的事宜。分别时，陈毅在自己的一张明片上写了几句话并盖章交给漆裕元，介绍他以后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和吉安留守处联系。此后，漆裕元多次前往南昌办事处找曾山（曾庆红之父）、黄道、涂振农、曾金声商谈，积极推销中共机关报以及各种进步书刊。当时，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秘书盛震叔以新四军名义介绍漆裕元前往武汉到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洽谈经销和推销进步书报事宜。

书店在南昌中山路翘步街口开办后，书报经销很好，影响很大。漆裕元经常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联系，成长为中共特别党员，以进步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黄道还介绍进步青年邹毅和中共党员夏征农协助书店工作。在此期间，中共党员杨实人（高安人）在支部小组会上，提议吸收漆裕元为中共党员。但黄道认为漆裕元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又是颇有名气的教师，还是以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就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为好。从此，漆裕元以文化教育界工作为主，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同省委书记黄道保持联系，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

1938年日军进攻南昌，市民大量疏散。漆裕元经黄道同意转去吉安中山路商会桥附近开设大众文化社的分社，不久就把书店、读书会、剧团都搞起来，并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了黄道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和孙晓村著的《战时农村问题与农村工作》两本书。后来，黄道又把中共党员孔达成（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委员）安排在吉安书店工作，把中共党员胡以辞安排在高安鸿声中学田南分校教书。1939年春，新四军办事处自南昌撤退，当晚黄道叫孔达成带漆裕元与新任省委书记郭潜见面。不幸的是，黄道由吉安去皖南途经河口（今铅山河口镇）旅社患病，被特务买通医生注射毒液害死。漆裕元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更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献身革命坚贞不屈

漆裕元是一位不畏强权淫威、坚韧不拔、勇于献身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斗士。为此，他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控制和逮捕。曾三次下狱：第一次被捕是1936年11月，在心远中学教书时，因主持正义、宣传法国“人民阵线”和苏联“十月革命”而被国民党宪兵以“政治嫌疑犯”罪名逮捕，由于社会名流和广大师生的极力营救而出狱；第二次被捕是1938年底，由于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以“大众”为名的书店、抗日剧团、读书会和歌咏队，向社会广泛宣传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触碰到蒋帮痛处而获罪，也是由社会名流和广大师生的极力营救而出狱；第三次被捕是1940年11月，他不改初衷，仍利用讲坛从事抗日救亡和反蒋宣传，被关进泰和马家州集中营。其时，中共中南局书记廖承志、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以及爱国志士吴建业、唐敬斋、傅和琛、李振声等先后入狱。漆裕元联合团结难友，巧妙应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当局，在狱中壁报上发表过《心声》《上山主义》等文章，还为难友讲授《抗日救国纲领》《中国国民党党史》和英文课程，积极宣传进步思想，鼓励大家忠于信仰，继续奋斗。尤其是为党的高级领导廖承志传递被捕信息竭尽全力，争取一个被教育过来的看守姚宝山带出一幅画及英文小字条，送交廖的母亲何香凝女士，为我党营救廖承志提供了重要线索。

漆裕元在狱中，积极参与狱中小组的活动，特务多次威逼利诱，要他“自新”、写“悔过书”，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多次被关进“狱中狱“（禁闭室）和“枪毙间”（死牢）。特务几次扬言都要枪毙他，但他无所畏惧，即使受到竹签刺指甲的酷刑也誓死不屈泰然处之。特务因不明他的真实身份，对他也无可奈何。漆裕元的表现赢得了难友们的信任和尊敬。在狱中，廖承志特意画了两幅无题画赠送给他，一幅画解放后廖承志亲自补题了“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的诗句，表达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掀起的反共逆流中，虽然陷于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仍然坚持抗日的民族正气和革命精神。另一幅画着一个秀雅的宫女，默默伫立殿中，睨视着挂在屋角的鹦鹉。该画取“鹦鹉前头不可言”之意，表达他对狱中爪牙的警惕与憎恶。漆裕元一直保存着这两幅画，把它留着教育家人和学生的珍贵教材。漆裕元这次被捕，家属四处奔走、营救均未成功。直至1942年6月，由于日寇进犯吉安、泰和，集中营准备搬迁，他才得以由大哥漆健安（时任吉安“和兴顺”掌柜）以吉安“和兴顺”商号作抵押才被保释出狱。出狱时，漆裕元将秘藏的谢育才烈士写给周恩来同志的信转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漆裕元出狱后，身体状况极差。他大哥及亲友劝他安守本分，再也不要干触犯政府的事。而他总是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做些有益于百姓的事。”并坦言：“要做一个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这个理想坚持下去，直到为这个理想牺牲。”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国立十三中与志同道合的胡以群、余家宏老师继续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在鸿声、天祥、庐山等中学任教时，他买了许多进步书刊，以讲述英文例句的方式，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更加激起了他的憎恨，坚定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1947年春，他又和曾伯雄、包恒敏等民盟老前辈在南昌秘密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江西临时支部。从此，他革命热情更高，活动范围更广，工作更有成效。1949年3月，他主持民盟江西省支部地下工作，参与组织和发动学校罢课罢教运动，组织翻印共产党的书刊和文件，散发宣传品，筹划并组织江西广播电台器材和民国日报社印刷机的拆走隐藏工作，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搜集军事、经济、商业等情报呈送我党，为迎接南昌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范长存激励后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漆裕元为保护国家财产免受破坏，协助军管会顺利接管日夜奔忙，将许多烈士难友的宝贵遗物悉数捐赠革命烈士纪念堂存放。他为打击敌特残余势力、巩固革命政权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资助。为了巩固革命政权，他还积极鼓励支持弟弟漆益安、长女漆德珉、女婿张树枝、堂侄女漆德真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始终表现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得到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革命家庭”的亲笔贺信。

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漆裕元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他被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委任为烈士子弟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其后省教育厅又补发任命为代校长，并先后担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虽然享受行政十一级高干待遇，但他考虑到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要尽力为国家节省开支，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出差都坐火车硬座。外出调研时，也是轻车简从，住普通饭店甚至学校教舍，始终保持普通一员的本色。有一次接见外宾，才不得不临时买了双皮鞋。这些朴素无华的表现受到部下乃至各地干群的好评和赞誉。他对子女也要求很严，经常讲“悬梁锥骨”“凿壁借光”的故事，讲岳飞精忠报国、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讲“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言传身教告诫晚辈做人就要做人民的公仆。

漆裕元一生追求真理，对世界与宇宙，对祖国与人民，对真理与和平，始终蕴蓄着无限的热情与忠诚，有着永恒的爱。但他过于坦诚的性格，爱憎分明的情感也曾有一些人误解他。特别是在那“极左”思潮的年代里，在众所痛恨的浩劫中，他蒙冤受屈，受到不公正待遇。尤其是他存留下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和周总理、邓颖超亲笔信函以及廖承志在狱中赠送的两幅亲笔画均被洗劫一空，极大地刺伤了他的心。“文革”期间，他被下放新建县农村，积极主动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虽身处逆境，仍然对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信仰丝毫没有动摇。1975年5月，漆裕元身患重病，临终前还坚持写下了“坚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遗言，表现了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值得庆幸的是，拨乱反正后，历史还了漆裕元同志的清白。

漆裕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的热忱，对共产党和人民忠贞不二的品质，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的精神，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努力工作，不断前进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