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推动“减负”多年，但却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线下减负，线上加码”的怪现象。更为可怕的是，教育这个“良心的行业”正在变成资本“逐利的产业”。

校外培训本应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在线教育本应是降低教育门槛和推动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但它们却在资本的助推和裹挟之下，构建出又一套国民教育之外的庞大系统。在这里，很多老师被迫让位，甚至丧失教育的主阵地，很多孩子被驯化成“刷题机器”；很多家长深陷焦虑“内卷”，但资本却赚得盆满钵满。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部门联动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的力度可谓空前，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K12（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和在线教育行业，正迎来强监管风暴。

校外问题需从校内找答案

“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示。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也得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引发了全社会对取消“学前班”、杜绝超前教育的关注。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释放出更加明确的政策信号。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同月，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是教育部首次针对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设置专门机构。

而今年上半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对多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甚至开出“顶格罚单”。对在线教育公司的监管，也在进一步与线下教育培训机构拉平。

业内普遍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此轮针对校外教育培训的强监管绝对不是“一阵风”，刮个一两年就停，而是顶层设计的变化和调整，可能会影响未来5到10年。

“政策的陆续出台是对民意的回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储朝晖一直对教育改革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题组成员，也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其主要目标是要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这意味着既要减少校内学习的负担，也要减少校外培训的负担。

“校外培训之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庞大，根子还是来自教育体系中没解决好的问题。校外问题也需要从校内去找答案，家长给孩子提高考分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堵是堵不住的。”储朝晖表示，中小学已经为“减负”努力多年，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过去10年，中国学生的学业负担比10年前不是更轻而是更重。

储朝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是考试评价权力过于集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每年把1000多万个孩子按同一个标准去排同一条队，然后按分数高低决定他们进什么学校，那大家只能拼命往前挤。”二是学校之间不均衡，虽然义务教育都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对不同学生提供的教育水平并不均衡，学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学校存在明显差别，家长自然就会焦虑，为了更有竞争力，只能通过上培训机构补习的方式来提高。”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和为民族培养人格健全的下一代。学业压力过重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阻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很多孩子都高中毕业了，都还欠缺必要的能力和意识，甚至都没有一个正常人的身体，更不要说应对各种挑战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被摧毁，丢掉自主性，会培养出大批被动性人格的人，这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也很大。”储朝晖说。

如何满足教育需求

当部分家长还在对“双减”政策保持观望时，一些长期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却对“双减”的前景充满期待。

“‘双减’出台，恰逢其时。”上海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比较研究中心负责人宁波已连续几年参加经合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2009和2012年，上海学生曾两次参加PISA测试，连续获得世界第一的优异成绩。

但PISA测试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新发现。结合大数据分析，宁波说：“若以学生的单位时间收获来评估，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其实并不高，学习效果也有不理想的地方。简言之，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没有与他们的投入实现同比例提升。”

他进一步解释称，以单位时间的学业成绩“产出”来看，中国学生的单位时间产出比较低。对比中国和芬兰等教育发达国家15岁学生在学业上的时间投入与成绩表现，中国学生的时间投入远超其他国家，但分数并没有实现同比例增加。

那么，中国学生为何多花费了那么多的学业时间呢？调查显示，孩子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了校外培训上。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蔡丹教授曾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小学生课外补习的比例几乎达到100%。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青年学者张薇的调查结果是：单以在线教育为例，K12的在线教育市场的市场渗透率从2013年的6.8%上升到了2020年的85%，换言之，有85%的K12学生参加在线校外培训。

更有多个测评结果显示，我国学生的学习兴趣水平较低。有教育界人士道出其中原因：教育的目标应是学生的全面成长，但培训机构追求的却是单一的分数提高。“时间过长、目标过度单一的学习，带来的是学习兴趣的衰退，甚至使学习成为具有‘伤害性’的任务。”有心理学家调研表明，学生时代的过重学业负担带来的是成年后的不可持续的职业发展。

也正因此，“双减”被不少教育界人士看好：这次要减的是原本就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减少原本就不必要投入的时间，增加的却可能是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他们的生命质量。“做好单位时间学习效率的加法，有助于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宁波说。

当然，“双减”在落地过程中，也有很多悬念”待解。

比如，虽然校外培训近期明显降温，孩子超前学习的负担减少了，但不少家长对于教育的需求仍然存在。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分析：“只有学校教育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家长才能不给孩子报班培训。”

“说白了，‘双减’也是倒逼学校、学生和社会回归理性，回到遵循教育规律育人这条轨道上来。”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校长许军认为，“双减”对学校的作业统筹、教学质量以及因材施教等方面提出了全新要求。仅以初中学校为例，学校必须出于“增效减负”的考虑，为学生提供自修辅导服务，也要同时为学生提供发展个性特长、提高综合素养等教育“增值”活动，让需要补短板的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都能在校内“增值”，而这也正成为课后延时服务的应有之义。

同样，“双减”也给教师带来全新的挑战。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和辅导、如何批改作业等等，在校外培训做“减法”后，家长们显然对教师教学质量有了更高期待。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认为，“双减”将对中小学的课程实施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是课程必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这就需要每一位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改变过去通过“死磨硬拼”的课程实施来提高分数的方式。

据《中国经济周刊》《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