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1946年6月，中共曾发表声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意思是奉守中立。那时，国内战争刚刚打起来，敌强我弱，什么时候形势扭转还是个未知数。进入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世界已泾渭分明地形成美苏两大阵营。这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没有盟国，不管是联苏还是联美，抑或奉守中立，都是个艰难的选择……

中苏的隐性隔阂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考虑联苏的。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时就已经表明态度：我们应与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布文告，说明此点。

但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前后，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使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警觉。

1949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渡江战役准备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和平攻势，邀请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做国共两党的调停人，企图“划江而治”。美、英、法拒绝，但苏联却准备充当调停人。

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划江而治的中国无疑便于苏联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已经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更令中国共产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仓皇南迁广州时，在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的几乎所有各国驻华大使都留在南京不动的情况下，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却早巳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了广州。这一举动实际上表示苏联在名义上仍然承认国民党广州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更有甚者，在国民党政府南京已失、残兵败将一触即溃、全面溃败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苏联却同国民党政府开始谈判《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协定》，这不能不令毛泽东怀疑苏联是否利用国民党政权最后的苟延残喘，最大限度地从中国获取最后的利益。

中美双方进行政治摸底

上述所有，都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某种警惕。恰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并适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夕，194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会谈，并注意保密，不要走漏风声，以免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留在南京，继续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上的接触。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召集其他国家大使，提出留在南京不动的建议。美国阵营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大使表示赞同，全部留在了南京。

美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为同中国共产党进行高级别的政治接触准备了条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即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新政权“事实上的承认”。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为了便于同其接触，中共中央特地把其学生，同时也是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同班同学的黄华，从天津外事处调派到南京外事处工作。5月10日，毛泽东特地致函黄华，就同司徒雷登谈话问题作了七条具体指示。

6月间，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数次政治性会谈。会谈中，黄华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青岛，希望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权，新中国需要并愿意和外国（包括美国）建立商业关系等。

司徒雷登以艾奇逊指示他的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三条基本原则作为同黄华会谈的准则。作为积极回应，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美国军队很快撤出了青岛。同时，在会谈中，司徒雷登也表示美国将很快停止援助蒋介石，并说明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库存的各种物资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司徒雷登还提出：只有在中国新政权不与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对中国新政权予以承认。

刘少奇秘密访苏，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就在中美悄悄地进行互相摸底的接触时，苏联的态度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变化。1949年5月30日，随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国，表明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为了释解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猜疑，尽快实现联苏，毛泽东派遣刘少奇秘密访苏。从1949年6月27日开始第一次会谈至8月14日启程归国，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新中国外交和经济建设、中苏两党关系等问题，刘少奇和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其中，刘少奇特别强调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中国人民“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打消了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成为铁托（南斯拉夫领导人，以抵制苏联的干预而闻名）的疑虑，同时也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政治宣言。

美国决定放弃与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接触。7月1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且务必于7月25日前返归华盛顿。

司徒雷登不甘心就此放弃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于7月6日致电艾奇逊，言将于近日面见从北平返回南京的陈铭枢（抗战名将，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与中共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真实意图后，再确定返归华盛顿的行程。

中美直接联系大门关闭

1949年7月9日，司徒雷登会见从北平急匆匆赶回南京的陈铭枢。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和两个附件，这些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的答复。其中批驳了司徒雷登“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言论：诸如，过去美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是“重大的”，如苏联是第一个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苏联承认并支持中国革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以物质援助，等等。

司徒雷登阅读上述文献时，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他沮丧地感到自己无法填平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鸿沟，也不应再拖延回国的日期了。

司徒雷登离华返美后半个月，8月18日，毛泽东发表批驳美国《白皮书》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美国政府予以强烈抨击。

这篇檄文，连同毛泽东另外的七评美国白皮书，在警告国内民主主义者不要对美国心存幻想、向苏联传达中国坚定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也关闭了中美直接联系的大门。

1950年2月14日，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以条约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文/白云涛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附录

如何评价“一边倒”外交政策

由于“一边倒”外交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就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我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随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如老挝、越南等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其次，1950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为我国提供贷款、技术设备、贸易等进行各方面的援助，而且还派各个部门的专家来我国进行亲自指导，在帮助我国恢复国民经济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毛泽东还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对我国正确处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最终指导我国完成三大改造。

再者，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生政权。由于我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屏障，我国可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大力发展经济，迅速提高综合实力。苏联存在的本身，能够制约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干涉。

最后，从国际意义上来说，它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世界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一边倒”外交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一些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给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其次，苏联并没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他们利用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我们国家的利益。最后，“一边倒”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各方面的交往。

在面对美苏两极格局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形成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虽然“一边倒”外交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但它对于今后外交政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借鉴意义。

文/冯红丽 据《世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