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敏 刘建赟

“野鸡大学”飞出的“金凤凰”

杜平（1908年-1999年），宜春市万载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杜平参加红军前是大学生，但他自己从来不肯提及甚至是回避。真正向大家公布这一身份的是毛泽东。

军旅作家吴东峰在《开国将军轶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建国后某日，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杜平将军：‘杜平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毛问什么大学，杜平答：‘长沙群治大学。’毛戏言：‘那是野鸡大学。’继曰：‘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嘛！’后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对许世友将军言：‘你是个周勃。’又曰：‘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将军惶惶曰：‘我算不了大学生。’将军‘大学生’之名由此遍传全军。”

别看杜平将军是“野鸡大学”毕业的，但他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却有一套。这得益于他在革命生涯中长期历练的结果。

1929年，大学刚毕业的杜平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面对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积极宣传革命，鼓舞士气。在负责医务部门和无线电队政治工作期间，他根据多数技术人员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使他们安心留在红军队伍中。

1936年3月起，他先后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他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留守处副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政治委员，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

1946年12月，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等职。

他个子虽矮小，形象却高大伟岸。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搞了一次大演习，邀请沈阳军区联合参演。苏军远东军区司令是大将，副司令是上将，身材魁梧。他们看到杜平个子小，是中将，因与苏联大将、上将的身份不对等，遂流露出看不起的神情。时任杜平秘书的李仁彬大尉很不高兴地说：“首长，这回我算是领教了大国沙文主义！”杜平则说要注意两军关系，不要计较，要忍耐，沉得住气。

在联合演习作战指挥会议上，杜平进行了一次高水平的发言，见解独到，引起了苏方的高度重视。他们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杜平是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小个子了不起！杜平又是大名鼎鼎、威震全世界的彭德怀元帅的助手，苏方马上就肃然起敬，从此一改先前的傲慢自大，开始注意尊重和谦恭。这还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友军观摩团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见到杜平纷纷上前，敬礼握手问候，赞扬英勇的志愿军将士。

朝鲜战场上美帝的“克星”

1950年10月，杜平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参与领导了志愿军入朝防御作战初期及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的政治工作，并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停战谈判。

入朝作战跟国内战争不同，没有国内的群众基础。面对世界第一强大的美军，杜平不仅要解决部队中恐美的畏敌思想，还要解决少部分人认为美国是纸老虎的轻敌思想，同时还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临危受命，杜平勇敢地挑起领导志愿军政治工作的艰巨任务。在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作战中，他注重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持把战时政治工作的核心始终放在加强党对战争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上，不断激发志愿军将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入朝之初，他亲自撰写政治动员令，提出“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使官兵确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部队战斗热情高涨。1951年1月，他主持创办了《志愿军报》，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总结推广部队的作战经验，宣扬功臣模范的英雄事迹，为鼓舞部队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政治部主任，杜平还要对近两百万的全体志愿军战士负责。他的长子、长媳杜少平、刘建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引用他的话说：“我们志愿军总部指挥机关做出的决定，如有一点漏洞或一点失误，部队就要损失一大片……我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负责，绝不能辜负毛主席对志愿军的重托，绝不能当败军之将！”入朝前，杜平已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把子女分别托付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周恒夫妇、总政治部傅钟夫妇，把家里的东西送的送、扔的扔，抱着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心，誓与美帝决一死战！

杜平在朝鲜战场上一共三年半，前半部是在战场上武打，后半部是和美国谈判，是文打。他先当政治部主任，后当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领导谈判工作。谈判中，美帝遇到了对手，他们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也捞不到任何便宜与好处。杜平凭着正义的言辞和理直气壮的勇气，加上又通晓英语，同美方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俨然美帝的“克星”，常常让美方谈判代表瞠目结舌，掐灭了美帝的嚣张气焰，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以后，他又主持了释放和交换战俘工作，同美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两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他参与领导的志愿军政治工作，为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造的政治工作经验，是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宝贵财富。

家乡万载发展的“守护神”

杜平将军对家乡有着无限深厚、难以割舍的情怀。1954年，他从朝鲜胜利归来后，还特意回到母校看望师长，并向当年教过他的叶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这种尊师的精神在万载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他始终把家乡万载挂在心头。特别是他到南京工作后，家乡人来找的事更多了，小到凭票购买的商品，大到县里的建设，他都想方设法办好。上世纪60年代农业遭灾时，他送去化肥农药，解了家乡的燃眉之急；上世纪70年代大兴水利时，他送去了钢筋、水泥，建成了“三十把”水电站；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步时，他送去了万载生产花炮迫切需要的各种化学药剂……

真难想象，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又要长途船装车载，他要操多少心、劳多少神？万载人民对他“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也非船装车载所能表达得了的。历届县领导带人参观“三十把”水电站时，都会面对那雄伟的钢筋水泥拦河大坝说：“这就是杜平将军对家乡深情厚意的一座丰碑！”

离休不久，他接到时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姚发野和县人大主任蔺万杨俩人亲笔签名的信。信中主要内容是请他为《万载县志》题写书名和写序，并请他将历届县志序文共8篇译成现代白话文。这8篇文言文序，大都是举人、进士、知县、状元写的，译文实非易事。但他说：“这是老家的事，都同意。”并亲笔写了回信。

为了完成家乡的嘱托，杜平将军特意住进了南京汤山疗养院。看完旧县志后，他说：“老家给的任务千斤重啊！没想到家乡把老秀才的事交给我来办。古语说得好：‘史莫难于志。’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他让跟随他多年的两个老秘书到汤山疗养院商定此事。

那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两个老秘书赶到汤山。杜平将军对二位说：“我老家的县委书记在信中给了我三个任务，一是题写《万载县志》书名，我负责写；二是写篇县志《序》，原县志120多万字，我已浏览过，你们要仔细看才行，我已拟了个提纲；三是县志中有8篇文言文序要改写成白话文，恐怕要查《辞源》《辞海》《词典》等，要花功夫、费时间，才能完成。”当时南京到了酷暑期，杜平将军不畏炎热，逐字逐句审查修改《序》的草稿，然后定稿。

1989年3月，杜平将军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发行，并连续再版。1990年“六一”前夕，年逾八旬的杜平将军收到了解放军出版社寄来的5900元稿酬。他召集家人商议后决定，将这笔稿酬全部捐给家乡人民兴办教育事业。此举受到家乡县领导和人民的称赞。

尤为难得的是，在为井冈山碑林题词时，许多中央领导及知名将军、名人的碑词落款都没有写故乡，唯有杜平将军的落款是“万载杜平”，足见其对家乡的感情有多么浓厚。

人人称道的才艺“多面手”

杜平将军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不仅能诗善文，擅长书法、摄影，喜画兰草，还吹得一手好箫。

说杜平将军能诗善文，这从他主持创办的《志愿军报》，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万载县志٠序》，以及晚年和病重时写下的诗可窥一斑。

杜平将军学习摄影，有一个小故事：延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了一些照相机，当年没有傻瓜相机，照相要一招一式地去学。他三天两头抽空跑到著名老一辈摄影家吴印咸那里，学习选光圈、定速度、调焦距、冲洗照片。同时，他对人物背景的安排也潜心研究。

1949年3月25日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当毛泽东站着的第一辆敞篷吉普车驶到坦克部队，向站立在坦克前的官兵举手敬礼时，杜平将军按下了快门。这是杜平将军第一次给毛泽东主席拍照。让杜平将军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瞬间的抓拍，拍下了伟大的历史镜头，成为珍贵的史料。杜平将军后来才得知，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张照片时非常满意，称他拍照技术不错。这张照片的原件现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杜平将军的题词遍布了万载城乡，体现了他切切的关怀和殷殷的勉励。给年轻人题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给搞县志的同志题词是“实事求是”；为了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恩，并对下一代寄予殷切的期望，他的题词是：“铭记母校教诲，谱写青春壮歌。”

如今，在南京也依然能看到杜平将军题写的名胜古迹和单位匾额：梅花山的标示“第一梅山”碑，鼓楼上的“心旷神怡”匾牌，夫子庙“咚咚更鼓逼岩城”诗碑，雨花台的“共产党宣言”墨迹，南京军区的“华山饭店”等等。

1999年3月4日5时24分，杜平将军在南京寓所病逝，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或纷纷前往吊唁，或敬献花圈。迟浩田上将为老首长杜平将军敬书：“丹心献中华，雄才书春秋。”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先生题曰：“文韬武略一代英豪坚贞耿介堪为吾辈典范，儒将雍容大家风度文才书艺足称我侪师表。”著名画家亚明先生题曰：“一生戎马南征北战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端戈九二年，一身正气坚持真理为国富民强永安康两袖清风去。”

当好典型成长的“园艺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杜平将军善于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推动部队的政治建设。他在认真考察、调研、发现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带领政治机关及时给典型“培土”“浇水”“施肥”“剪枝”，当好典型成长的“园艺师”。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比较困难，节约成为国人共渡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时任沈阳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兼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杜平，非常关注“节约”二字。他最早提出在部队中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并十分重视对雷锋的培养教育。

1960年秋，杜平将军携军区机关工作组来到雷锋所在的工程兵十团检查，雷锋的名字进入他的视野。部队向杜平将军汇报了雷锋节约的很多故事，还特别讲到雷锋入伍前当工人时就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入伍后工作学习一直表现优异，当年就被评为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并荣立二等功。杜平将军越听越感兴趣。当部队同志说到雷锋做了很多好事从来不留名的情况时，他的眼睛更放光了，感慨道：“雷锋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他的先进事迹、先进思想在和平时期建军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杜平将军认定了雷锋这个典型。此后，杜平将军一直注重对雷锋的教育培养，关注宣传雷锋的进度、深度。

1962年8月12日，雷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后，杜平将军亲自组织雷锋事迹展览会和话剧《雷锋》的创作，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为雷锋的事迹面向全国宣传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1963年3月到南京军区工作后，杜平将军总结推广了“军民联防模范连”，十分关心“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建设，多次到该连视察和蹲点，并手把手地传帮带。

八连身居闹市却一尘不染，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上海社会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该连于1949年6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团结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全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

杜平将军十分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为全面加强军区部队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坚持实事求是，积极为救人英雄王杰正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65年7月14日，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五班班长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发生意外，奋不顾身地扑向冒着火花的炸药包，保护了在场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而年仅23岁的王杰壮烈牺牲。

追悼会上，有这样一段悼词：“王杰同志在此次帮助民兵训练中，身为班长、一级技术能手，酿成了不该发生的恶性事故，给部队建设和人民群众造成了损失……”部队上呈的报告中，把王杰的牺牲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伤亡事故”。

杜平看到报告后很是震惊，命令工兵专家前往调查。被救者李彦清对前来调查的工兵专家说：“王杰经常教我们防止意外爆炸的防范措施，也就是跪姿设雷时，一只脚要稍前靠，发生危险猛一蹬后仰，避开45度角的爆炸最大杀伤力。导火线冒烟时，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而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王杰是个英雄啊，不是英雄就不会有这样的英雄行为！”

调查专家试验了训练用的拉火管、炸药。经过30多次试爆，终于找到了原因：王杰使用的拉火管是过了安全期限的，拉火管装置早已失控。王杰把拉火管接上炸药包的导火索时，没达到拉力的拉火管就自爆了。这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都已来不及。王杰扑向炸药包，不是自己操作失误，也不是故意引爆，而是舍身救人的崇高行为！

与此同时，部队又找出了王杰的20多本日记。他在日记中8处提到黄继光，6处提到董存瑞，33处提到雷锋。日记中写道：“死要死得有价值，为了祖国和人民，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光荣……”

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杜平将军对王杰的牺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王杰成为了与雷锋齐名的又一位共产主义战士。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兴福、王杰等先进典型的发现与培养，充分彰显了杜平将军慧眼识珠、全心全意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以及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

正如武中奇先生的题词所言，“文韬武略一代英豪坚贞耿介堪为吾辈典范，儒将雍容大家风度文才书艺足称我侪师表”，杜平将军的风范、品德，永远是“吾辈典范”“我侪师表”。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23年了，但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