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少平

十月金秋起风云，雾罩边关烟满城。

唇亡齿寒安危系，义旗跨江助友邻。

——杜平《抗美援朝》

尽管父亲杜平已离开整整25年了，但每当读起他的这些诗句，熟悉的身影便如在眼前。

如果没有那段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变奏”，父亲的人生乐章会如何谱写呢？擅丹青工诗文，喜画兰草，通晓音律，还热爱摄影……这是在我记忆中的“另一个”父亲——没有战袍加身时，他淡泊名利，低调谦和，既是严父，更是慈父，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偶像，我的“精神原子弹”。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恰是那段峥嵘岁月，那些诗与剑的碰撞、冰与火的较量，才成就了如今那个血肉丰满、人人敬仰的开国“儒将”，那个让我念念不忘的杜平将军。

悠悠寸草心

自从1989年清明节对外开放以来，井冈山碑林便成为前来瞻仰红色圣地的游人“打卡”的一个景点。在上千块由革命前辈、名人名家题字的石碑中，有一块尤为“显眼”：“井冈之火照耀神州”。石碑上的“神”“火”二字被游客摸了千万次，已略显模糊。与其它石碑题字只署人名不同，这一块的落款，却是“万载杜平”。

区区四个字，却足见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赤子之心，无论身处何地，时刻胸怀家国，从未稍忘。

父亲，1908年生于万载县黄茅镇一户佃农家庭，兄弟姊妹8人全靠祖父种地和祖母织布而生活。

杜家有条祖训：家族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好，上学读书的费用可以从祖宗祠堂集资。正因为如此，父亲从小就刻苦学习。他从6岁时开始学写毛笔字，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墨，祖父想尽办法，用竹叶竹竿扎成毛笔，用青石板当纸，用家乡的红土水作墨汁，捡别人丢弃的字帖，让他每天练上两个多小时。慢慢地，父亲的书法功底就练出来了。

父亲是幸运的，在8个子女中，祖父选择让他上学。知道机会来之不易的父亲格外努力，一直读到了东洲中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还想继续上学，虽然家中贫困，但是祖父还是决定支持儿子读书的愿望。为此，祖父饱受白眼，父亲有个姑父比较有钱，面对前来借钱的祖父，他不仅吝啬不借，还恶言讽刺：“没有钱，读什么书？逞什么能！”但是祖父并不气馁，还是借到了足够的学费支持父亲出外求学。

在祖父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父亲最终考上了长沙群治大学。那是当时湖南省少有的几所大学之一，其创办人和校董名单里，有章太炎、谭延公式、于右任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到1930年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已是一位大学生了，这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参军后他从事的工作也多是和文字打交道，把工作和写字统一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部队中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军中书法家，南北各一平。”意思是说，北有张爱萍，南有杜平。

在此后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战争年代里，他跋山涉水，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在和平年代里，他忘我工作，勤俭生活，无私奉献……而这些优良品质，也成了儿孙们视如珍宝的精神传承，影响至今。

在我的眼中，父亲既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慈父，是我十分崇拜的偶像，对我一生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对他的长孙杜三平也是如此。

他老人家为了传承这种精神，为我取名杜少平。我儿子叫杜三平，我的孙子取名杜四平，一直传到十平，然后就叫杜平十一、杜平十二……这是我们杜家的传统，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看似简单平凡的数字，却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悠悠报国之心。

芬馥沐清风

我记得我们总是搬家，部队打一路，我们就跟着一路走，革命到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当年父亲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经过五次“反围剿”，又经过一年多长征到达陕北；八年抗战后，开始从延安调到东北，其后又参加民主联军，从辽沈战役打完又进关，出关进关，一直打到海南岛，然后为了要参加抗美援朝，又举家迁往东北，并从那里入朝作战……

1936年3月起，父亲先后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政治委员，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

1946年12月，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父亲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参与领导了志愿军入朝防御作战初期及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的政治工作，并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停战谈判。

父亲在朝鲜战场上一共三年半，前半部是在战场上武打，后半部是和美国谈判，是文打。他先当政治部主任，后当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领导谈判工作。他凭着正义的言辞和理直气壮的勇气，加上又通晓英语，同美方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掐灭了对方的嚣张气焰，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从入朝到朝鲜战争结束的善后工作，父亲在朝鲜时间最长。第一批入朝，最后一批回国。就是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毛岸英的牺牲；也是在那里，他失去了一个肾脏。入朝的时候他还是一头黑发，归来时却已满头银霜……而他与朝鲜和金日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朝关系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当时志愿军党委有六个常委，在这六个常委中，和朝鲜打交道最多的要数政治部主任的父亲杜平。

所以那时候毛主席专门写了几个大字：“有事找杜平。”并让我父亲带给了金日成。

父亲第一次从朝鲜回来带的是朝鲜的铜板，还有朝鲜服装和船鞋。1991年，金日成访问南京，又送了一瓶泡参酒，还有一块好布料和一个密码箱。虽是一些普通的礼物，却见证了“千里送鹅毛”的深厚友谊。

猗猗秋兰色

父亲一直告诫我，这一生一定不要忘记黄茅镇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根，是家乡父老养育了他。他说做官再大满世界的奔跑，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

父亲对家乡万载有着无限深厚、难以割舍的情怀。1954年，他从朝鲜胜利归来后，还特意回到母校看望师长，并向当年教过他的叶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这种尊师的精神在万载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他始终把家乡万载挂在心头。特别是他到南京工作后，家乡人来找的事更多了，小到凭票购买的商品，大到县里的建设，他都想方设法办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遭灾时，他送去化肥农药，解了家乡的燃眉之急；七十年代大兴水利时，他送去了钢筋、水泥，建成了“三十把”水电站；八十年代经济起步时，他送去了万载生产花炮迫切需要的各种化学药剂……

难以想象，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这样一次次长途跋涉船装车载，他要操多少心、劳多少神？历届县领导带人参观“三十把”水电站时，都会面对那雄伟的钢筋水泥拦河大坝说：“这就是杜平将军对家乡深情厚意的一座丰碑！”

离休不久，他接到时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姚发野和县人大主任蔺万杨两人亲笔签名的信。信中主要内容是请他为《万载县志》题写书名和写序，并请他将历届县志序文共8篇译成现代白话文。为了完成家乡的嘱托，父亲特意住进了南京汤山疗养院。那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两个老秘书赶到汤山。父亲对二位说：“我老家的县委书记在信中给了我三个任务，一是题写《万载县志》书名，我负责写；二是写篇县志《序》，原县志120多万字，我已浏览过，你们要仔细看才行，我已拟了个提纲；三是县志中有8篇文言文序要改写成白话文，恐怕要查《辞源》《辞海》《词典》等，要花功夫、费时间，才能完成。”当时南京到了酷暑期，父亲不畏炎热，逐字逐句审查修改《序》的草稿，然后定稿。

1989年3月，父亲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发表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上将杨白冰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肯定。如今此书已再版四次，仍然深受欢迎。

1990年“六一”前夕，年逾八旬的父亲收到了解放军出版社寄来的5900元稿酬。他召集家人商议后决定，将这笔稿酬全部捐给家乡人民兴办教育事业。

风骨不改容

父亲曾说，党和人民给他的待遇太高了，他要回报社会，只讲贡献，不讲报酬。所以在他退休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公益事业，并把各种稿费捐给学校。不单单是公益，父亲对国事也十分关心，他认为无论是哪一级官员，只要遗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容易滋生腐败，产生贪官污吏。

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但由始至终贯穿着这位开国将军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成为了杜家的家风，至今仍深深镌刻在我心中，不敢懈怠。

“做人以善良、勤劳为本，做事以农耕读书为业。生活在世以忠孝为传家宝，以忠孝立足于天地之间。”父亲的一生，就是对这句家训的身体力行。

父亲辉煌一生，要说有何遗憾，心心念念的仍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96年至1997年间，台湾国民党陆军中将刘实和父亲联系，提出两人各出10万美元联合在万载县建立一个公司，共同建设家乡。父亲听后，开心地对我说：“少平，当年你看完《庐山恋》的时候，说不相信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将军能握手言和，但这个影片的原型在社会上是有的。你看吧，这个联合办公司为家乡服务的事情不就发生了吗？它不是上庐山，这比上庐山还厉害。”但让他老人家为难的是，当时他的军饷月薪也才只有千把块钱，而他一生清廉简朴，克己奉公，算上全部积蓄也凑不出这10万块钱。遗憾的是，刘实在1998年因病离世，父亲也在随后的一年逝世，这件大事就一直没能完成。

另一件事是在1991年，金日成首相访南京。父亲与他作为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见面格外亲热，大谈往事。谈话间，首相邀请父亲与家人访朝，好好叙旧，延续中朝友谊。可就在第二年，金日成首相突发心脏病逝世，赴朝的计划也就没能实现。

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的年轻一代，是否能沿着前辈们留下的清晰轮印，坚定前行？

已过古稀之年的我心下无比笃定：在当下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在无法阻挡的历史浪潮里，父亲和我的祖父辈们所期盼的民族复兴之日，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