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搬运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学习。

□刘昉

天津作为北方水陆交通枢纽，运输业历来是封建把头（把持某行业的头目）盘剥的重灾区。从事人工搬运的劳工人称“臭苦力”，入行需缴纳“押班费”，干活要缴纳“买路钱”“过刀费”，动辄遭受毒打、囚禁，工资的八成被层层克扣。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有大小“脚行”（搬运组织）227家，脚行头子3032人。海河把头李珍垄断了码头运输，搬运工人接活儿要先交“保命钱”。东站脚行把头赵金城私设水牢，工人反抗会被浸入冰水受刑。搬运工人张玉山的父亲因公受伤，把头不仅不管医治，还把活人扔进了乱葬岗。脚行各有势力范围，垄断天津货运，无恶不作，因臭名昭著被称为天津“十大恶”之一。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把头与特务勾结，破坏国家物资调运，阻挠经济恢复，使新生政权面临严峻考验，废除封建把头制度被列为“工人解放第一战”。市政府在全市建立了18个服务站，组织搬运工人承接公私货物运输，消除盘剥，执行合理的运价政策。结合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市总工会发动广大职工检举、揭发脚行把头的罪行。上千名搬运工人召开控诉大会，工人张玉山撩起衣襟当众展示被打断的肋骨，老工人们哭诉几十年的苦难生活。短短一个月，工会收到来自搬运工人的血泪控诉书1200余份，声讨斗争极大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瓦解了工人中的行会思想和帮派观念。

人民政府对封建把头进行了清算。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判处巴延庆、马文元等18名作恶多端、执迷不悟的把头死刑，没收房产278处，资产全部充公。政府以雷霆之势终结了封建把头对天津搬运工人的长期暴力统治，被老百姓称为是“大快人心的义举”。中小把头在政策感召之下开始参加劳动，逐渐走上了自食其力、弃恶从善的道路。

1950年4月，天津政府取缔了私营脚行，用一纸公告终结了延续两百多年的封建把头制度，得到了广大搬运工人的衷心拥护。同年6月，天津成立码头运输工人工作委员会和搬运工人工作委员会（后改称为“搬运工会联合会”）。1951年7月，天津成立了国营运输公司，民主选举产生了运输管理委员会，全市2.3万名搬运工人转为国家职工，开始实行按劳分配和工资直发。人身解放极大调动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使装卸效率提升了50%，为抗美援朝物资运输提供了关键保障。

为反映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工人集体创作了话剧《搬运工人翻身记》，后被天津工人文工团改编为《六号门》（“六号门”为天津东站一个货场的名称，是搬运工人的主要工作场所，位于今河东区天津站东侧的天津邮政局附近），剧团受全国总工会邀请进京连演了27场，场场爆满。作品还被改编成了连环画和京剧。1953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该片由当过工人、组织过工人运动的吕班导演，电车工人出身的天津演员郭振清担任主演，时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亲自撰写了剪辑大纲，影片还被译介到了国外。

废除封建把头制度是新中国天津民主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砸碎旧制度、重构天津工人阶级命运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彻底肃清了封建残余势力，实现了工人当家做主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