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玲玲

今年学校操场上南墙边的几株玉兰开得比往年稍晚。

在玉兰花开得最盛时，我还未来得及前去赏看，腿却背叛了我——下楼梯时一脚踏空，韧带便如拉得过紧的琴弦，“铮”地一声，使我整个人摔倒在地。

医院诊断结果告知，我的膝盖半月板和韧带都有损伤，于是左腿便被锁进了一副黑色的医用护具里。不得已在家休息了一周后，我可以拄着拐杖上班去了，教学楼楼梯的金属扶手在记忆里泛着冷光，而金属拐杖叩击地面的清响，成了这个春天最绵长的韵脚。

我时常坐在办公室的窗边，看春风卷着柳絮经过，看春天的手把途经的温柔簇拥成缠绵的样子，于是便可以忘了疼，就那样望着窗外出神。直到转角处传来熟悉的笑语，斜斜穿进洒着光点的空间。

那是段老师，一个和我搭班教语文的老师，性格开朗语言幽默，彼时的她也正患腿疾，她说我俩是“难姐难妹跛成双，你拄拐来我扶墙。”每天我们两个人拖着病腿上完课回家，晚饭后或睡觉前都会在微信里聊几句，再互相鼓励几句，我们不说同病相怜，只说同舟共济。段姐还把她买的药送给我用，其实这种隔屏相暖的温情，是比药品更好的精神疗愈。

我所教的两个班的班主任，其中一个是孙老师。我第一次拄着拐杖来校那天，恰好最后一节课是她们班里的晚课服，我刚走进教室，孙老师见状已是满脸焦灼，非要让学生立刻把我搀扶送走，说我的课她来上。我说我可以，她偏不答应，我执拗地坐在椅子上，说我保证没问题，她才皱着眉头走开，眼里写满不忍和担心。我讲着课，望向窗外，发现孙老师并没有回家，而是在操场上的玉兰树下慢慢地来回走着，她是在等我下课后帮我送队。暮色里她的剪影被玉兰枝桠切成细碎的暖黄，倒比我这个伤者更像被时光绊住脚步的人。

另一个是刘老师，她和我同龄，豪横的外表下裹着一颗柔软的心。她平时大大咧咧的，在我腿伤那些天总是细心地嘱咐学生在我的课上要听话要安静，总是说让我有什么事直接说，不要和她客气。

还有小边老师，她已有三个月身孕，每天孕反得厉害，她却总是抽空往我办公室来看看。每次来手里都攥着点什么，有时是几颗沾着水珠的草莓，有时是一袋温热的牛奶。我拦不住她，轻嗔几句后便冲着她笑，她也笑，她耳后的碎发被太阳镀成金色，我伸手轻轻摸着她隆起的腹部，仿佛那里也正在孕育着一个春天。

还有我同学科的姐妹们，那些替我跨上讲台的动人的足音。在我病休在家的一周里，她们抱着教案和课本，穿梭于楼层之间，衣襟挟着各自的气息，步履间踏着不同的节奏，却大都是匆忙的。

原来三尺讲台从不需要独行，那些托住踉跄的暖意，早酿成了岁月里最醇厚的春醪。原来有些情谊比骨骼更坚韧，比春光更绵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始终绽放着不谢的温柔。

春风过处，万物都在复苏。玉兰谢了，但那些嵌在时光里的暖意，如同这个季节最固执的根系，在看不见的地方，已暗自生长成一片葱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