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安自来水公司旧址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天津一直存在生活用水问题：地下水盐碱度过高，不适宜饮用；河道取水占用的人力物力，限制了以家庭为单位自行取水的可能性。基于此，明清时期的天津，形成了从河道中取水、送水等一系列商业服务，从业者为水夫，店面为水铺。但是，天津为河流交汇之地，河道曲长、水流不畅，这导致病菌滋生，疫病流行。

清末民国时期，天津瘟疫频发。因久旱不雨，至夏秋之交，天津常常霍乱流行。关于河水对瘟疫的影响，当地民众中流传着朴素的防疫经验，并见诸报端。如《大公报》的“麦黄水涨”条：“御河水涨，已记报章。昨早见河水混黄色，沿河之居民皆曰：‘麦黄水见矣，时疫可大减。’想今春桃汛未见，春雨又稀，河浅溜迟，秽水入河，不能畅流而下，故食之致病也。今已河中见来麦黄，想可食之无病矣。”疫情的结束，除了人为努力，显然也得益于“麦黄水见”。就霍乱弧菌的滋生环境和传播途径来看，这条朴素的抗疫经验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但是，这对已经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文明成果──自来水──的西方人来讲，仰仗自然变化求得用水安全显然不可接受。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将“卫生是文明的特征”的理念带到了天津。天津开埠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在天津抢占地盘。19世纪80年代，修建供水系统的问题曾被天津租界的外国居民提出。之后，由于天津疫病流行，特别是1895年的瘟疫，使建立供水系统成为租界共识。

为了保障租界居民的用水安全和获取利益，1898年，英商仁记洋行率先申办自来水厂。此后到1936年，天津共兴建了四大自来水系统，分别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处（原仁记洋行的天津自来水厂）、济安自来水公司、日租界居留民团水道课和特一区自来水厂（后并入济安自来水公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实际控制了天津的自来水系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天津的自来水厂。虽然管理权几经更迭，但送水范围呈现扩大趋势。自来水的供应范围先是局限于英法租界，后扩展到德租界，又扩大到全市，先租界而后老城区。

随着自来水的引入和推广，用水卫生理念被认可并制定了政策推行。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之后，成立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或天津临时政府，下设卫生局。对于1902年的疫情，卫生局宣传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要求百姓“凡饮水、饮茶须用开水”，禁止售卖冷水制成的饮料，要求各类饮料产品必须煮沸20分钟，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1902年8月，天津被清政府收回。虽然都统衙门被裁撤，但是卫生局被保留下来，改组为天津卫生总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市政医疗机构。天津卫生总局继续对民众用水卫生进行干预，如勿食生水；饮用水要用明矾过滤并煮沸；推荐煮饮自来水等。民国初年，卫生总局改名为防疫总处，隶属警务公所卫生科。1913年改名为北洋防疫处。虽然机构名称各异，但对民众饮用水的教育和管理职能一直保留了下来。如1920年夏，北洋防疫处提醒民众要饮用煮沸后的水，规定制作饮料用水必须是沸水。1922年7月21日《益世报》的《防疫处注意卫生之布告》载：“河流的凉水万不可饮，凉水内微生物甚多，饮了最容易得病。凡卖水的，应先用矾将水清过，再煮至滚开方可售卖。仍以煮自来水为最好。冰水万不可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初期，天津于1928年成立卫生局，之后机构时有裁并。这一时期，政府力图加强对自来水的管控。卫生局成立之初就规定自来水要从不同地点轮流取样、定期化验，并公布化验结果。之后在制定各行业的规则和条例时，一再强调水要煮沸后饮用。

随着卫生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天津居民经历了从排斥到推崇的过程。起初，民众给自来水起名“洋胰子水”，另外还有“机器水”等别名。甚至还有传言喝了自来水会影响生育。除了当局卫生政策的推行，自来水厂也采取措施改变固有观念、提高销售量。如济安自来水公司曾自1903年3月31日开始，选择六个地点送水三天。接着，在4月3日开售水票，并搭建彩棚、用自来水泡茶，由济安公司东家招待天津道、府、县官员莅临现场品茶。租界对自来水的使用和朝廷官员对自来水的认可，以及自来水比河水清洁、方便的优点，使得民众渐渐对自来水熟悉并认可。仅仅开业一年多，济安自来水公司的月售水量就达到一万七千多立方米。除了部分安装水龙头到户的租界区域，天津形成了承包“井口（水龙头）”以售水、送水的新业态。自来水逐步取代河水，成为天津人的主要饮用水。此后，使用自来水更是成了天津人见多识广的标记之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天津民谣反映了这一现象：“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吗？你坐过四轮电吗？”

自来水走进近代天津民生，以保障租界外国人的安全为引爆点，是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方科技成果进入中国的大势所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接受，但客观上提升了民众的卫生理念、改善了生活状况。

魏淑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