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

自古以来，中国人起名很讲究，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商代社会迷信盛行，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们都以生日命名，最突出的就是30个商王几乎全以天干为名。

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多规定。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的形象命名为“象”，借用某一物体的名称为“假”，取婴儿与其父相同之处命名为“类”。这些规定在古人命名时都有体现，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赠送一条鲤鱼，孔子即为儿子命名为孔鲤、字伯鱼。此外，还规定不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牲畜、器帛等六种事物命名。

周朝以后，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更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风貌，以贱、丑命名。如晋惠公的儿子叫“圉”，女儿叫“妾”；鲁文公的儿子则名“恶”等等。这时的人们还喜欢在姓和名之间加一助词，如烛之武、介之推、申不害、吕不韦等，其中的“之”“不”都是助词。

汉代国力强盛，人们祈求长生不老，取名也多用“安国”“延年”“延寿”千秋”“去病”等。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

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们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杨街之、刘牢之、颜延之、寇谦之等等。其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柳僧景、柳僧习、崔僧护、崔僧佑等。

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取名多用“建国”“援朝”“跃进”等。